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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知识创新决定未来权力财富分配

发布时间:2019-12-27  来源:《论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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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作者新作《论知识创新》

  一、知识引领现代社会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充满剧烈变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显得格外的混乱、格外的无序。但就在这混乱与无序之中,有关专家却能够从中看清这样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事实,那就是知识在急剧地膨胀和极其迅速地传播。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尤其是手机在社会上的普及,知识已渗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使整个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正是借助于如此的方式,知识或信息也把自己的触角无限地伸展到未来的世纪之中,将起着巨大的引领和主宰作用。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首先注意到了知识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结构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权力分配论”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如果谁拥有了这样的生产要素的供给,谁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相应的权力。

  在封建时代,土地显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要素的拥有者或供给者,所以地主也就拥有了权力。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相应地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里。

  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知识理论的大力普及和技术的迅速进步,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系统化。在现代社会,专门知识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力也就从资本家手中逐渐地转移到了一批具有现代工业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人群手中。这些人被称作“技术结构阶层”。

  “技术结构阶层”掌握了权力之后,又引起了以下几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

  (1)现代公司的新目标在“技术结构阶层”掌权之后,从过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标转变为追求“稳定”“增长”和“技术兴趣”等目标;

  (2)为了实现“稳定”这一首要目标,商品生产已由过去的消费者需要什么,公司就生产什么的“消费者主权”理论转变为“生产者主权”理论,即新的科技产品引领或刺激消费者的需求。如电脑的更新换代,苹果手机产品引领智能手机的消费,已经很明显地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3)“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企业与银行、国家、工会、科技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不再融合,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企业与国家融为一体,等等;

  (4)与上述的变化相适应,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加尔布雷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已经不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而是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之间的对立。有知识者就有可能成为富人,就有可能掌握相应的权力,而知识贫乏者也就可能永远只能是穷人了。

  “权力分配论”的新颖独到之处,是它完全从“知识”这一全新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内部结构所发生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正是加尔布雷斯率先异常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已经是现代社会中“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就目前看,且不论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清楚明白的,即加尔布雷斯将知识看作是现代社会核心要素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整个世界都因知识的急剧增长和迅速传播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本质性变化。

  加尔布雷斯的上述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不断得到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学者的积极回应。并且不少学者还纷纷撰文,以“知识”为核心范畴来描述、分析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而且,他们以“知识”来构想未来世纪的社会总特征成了一种特别受人青睐的时尚。如在80年代,日本学者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就是运用“知识价值”一词来描绘未来社会的总体特征,而且他把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干脆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指出“知识价值社会”是由“知识价值革命”引起的。他认为,这种“知识价值革命”在日本、美国是由于80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的普及而产生的。他明确地指出,“知识价值社会”是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说更加重视创造“知识与智慧价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会减少对物质财富数量方面的需求,而会增加对社会主观意识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需求。

  二、知识是高质量权力之源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则完全从“知识”这一视角出发,来分析和描绘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

  在1990年出版的《权力转移》一书中,托夫勒明确指出:传统的政治权力概念有两大要素,即暴力和财富。在古代社会中,暴力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权力就是暴力。反之也一样,暴力也就是权力。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显然是最为低质量的权力,因为暴力有着极大的弊端,即暴力的运用只能产生新的或更多、更大规模的暴力。它的另一缺陷在于它只能用来进行惩罚。所以,以暴力为实质的权力也就是低质量的权力。与暴力不同,财富则创造了优于暴力的权力,因为它既可用于威胁或惩罚,也可以提供奖赏,所以它也就明显地比暴力灵活得多了。然而真正高质量的权力则是源于知识理论的应用,因为知识理论可用于惩罚、奖励、劝说,甚至可以用来化敌为友,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知识也可以充当财富和暴力的增殖器,它可以用来扩充暴力或增加财富,也可以减少为达到某项目的所需要的暴力数量和财富数量。知识本身不仅是高质量的权力之源,而且它还是暴力和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知识从暴力和财富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这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暴力和财富必须以知识为其基础。没有相应知识作为支撑的暴力和财富,已经被当今世界的人类看作是另类,而且必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暴力和财富无论从数量和程度上讲都是有限的。我占有了,你就难以拥有。反之,也是如此。而知识则大不一样,你掌控了相关知识这一事实并不能影响我或其他更多人来把握相同的知识理论系统。从知识性质的角度讲,同一知识可以为所有的理性的动物同时或先后来把握。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还能进一步促进产生更多的和更新的知识。

  总之,知识具有无边际的延伸性和时空的无限性。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表明,知识是最民主的权力之源。武力和财富是强者和富人的特征,而知识理论的真正革命性特征则是,只要具备了相应的理性思考能力,弱者和穷人也可以掌握先进的知识理论系统来引领世界、改变世界,从而成为世界的主人。从现代世界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暴力和财富变得越来越依附于知识理论。而知识理论则不一样,它们可以不依赖于暴力和财富,但却能够将自己很快地转变为暴力和财富。发达国家多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清楚地表现了知识理论的这一显著特性。

  由于知识理论在经济生活领域内的全面渗入,现代的经济生活也出现了急剧的变革。随着服务及信息行业在发达国家中的增长及制造业本身的电脑化、网络化,财富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尽管那些投资落后工业行业的人仍将工厂、机器设备以及财产目录等这样一些“硬资产”视为决定性的要素,但那些在急速增长的、最先进的行业中投资的人却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因素(知识或信息)来保证其投资效益。知识理论现在成了新的资本形态。以实物形态表现的传统资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时空有限性。知识资本却明显地与之不同,它具有无限的时空延伸性。同一种知识可以同时被许多不同的使用者应用。我们已经指出过,运用知识的同时也是创造知识的时候,知识不可穷尽,更无法独占,这就是知识资本的革命性特征。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知识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本形态。随着这种状况的发生,知识正在升值,正因为如此,争夺知识和人才的信息战才到处激烈地进行着,而且会愈演愈烈。知识主宰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知识引领着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经济的知识化或知识经济又被称之为“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其特点之一是知识密集性行业取代了那些主要依赖于原料和劳动力的制造业的地位而迅速崛起。另一显著特点是,知识增长率和淘汰率以超速递增的速度同步运行。所以,知识经济是一种快速运转的经济。在当今的世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时间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就使得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必须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努力实现与发达国家同速运转,否则只能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

  货币也日益信息化了。正如过去金银代替实物交易、纸币取代金银行使交换职能一样,储有大量信息的信用卡正在取代纸币在历史上曾经行使过的职能。最新的趋势则是手机的移动支付功能正在快速地替代银行卡。

  总之,“知识是现代经济,特别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看法已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共识。在电子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也不得不认可上述看法。

  随着知识信息通过越来越庞大的计算机网络、电视媒介、手机通信设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但经济出现了飞速的运转,而且也极大地加速了政治体制变革的速度和变革的模式。

  更要引起我们格外关注的是,由于电子通信系统的知识信息发达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已完全改变了过去曾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先进知识理论体系只局限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圈内,然后经过各种社会变革逐渐为社会大众接受这样的历史变迁模式。众所周知,这种历史变迁的模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主宰作用,但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痛的。现代社会的知识理论系统借助于电子移动网络技术和不断提升的智能电子信息系统快速传播,相关的知识信息迅速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传播,社会大众通过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能够快速地掌握相关的知识理论,社会变革可能更为快速,所需付出的代价也可能会相应地减少。

  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全方位地渗透已使社会及其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未来将发生更为巨大的变化。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是培根所始料不及的。可以断言,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已不仅仅是力量,它也是权力、财富、资本,知识更是现代社会发展与演变的真正的原动力。谁想成为现代及未来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世界的引领者或主宰者,谁就必须形成和掌控最新的知识理论体系。未来学家们的共识就是,知识已经成了全球范围内的K因素(知识在英文中为Knowledge)。要在未来的世纪中立于不败之地,求得更大的发展可能,我们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掌握世界范围内不断更新的知识理论系统。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理论主宰的世界,知识理论是引领世界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元素。谁掌握了最新的知识理论体系,谁也就会成为世界未来发展的主宰者或引领者。我们必须要格外重视和认清这一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这种关于知识社会及其发展的图景,也越来越迫使一些哲学家不得不对之给予更大的关注,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研究各种知识理论体系。在知识论研究领域内的表现便是“知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拓宽。人们现在更为关注实际渗透于政治、经济及科技活动中的知识现象。传统观念认为,知识是真的信念,知识是以真命题表达的;而现在,一些哲学家却试图从信息的意义上来定义“知识”,认为“知识”就是正确的信息。【参见KeithLehrer:TheTheoryofKnowledge,WestviewPress,1990。】这就使知识论的研究更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由于中国文化中的逻辑意识与认识论意识素来不强,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形成过自己严谨的逻辑学知识理论体系,也几乎没有关于知识理论的系统研究。正是这样的文化历史传统造就了中国学者对于经典注疏的过度关怀,对于上古三代的不切实际的迷思与留恋,使中国学界整体来说对知识论的研究历来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对知识的上述作用也不曾给予应有的热情关注,更谈不上做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了。

作者:胡军     责任编辑: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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