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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雷洁琼

发布时间:2019-12-02  来源:摘自《新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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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为陈福康先生所作,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在原文基础上略有删节。

  今年1月9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雷洁琼先生逝世八周年。雷先生生前,我在纪念郑振铎先生的会上和纪念叶圣陶先生的会上曾多次见过她。我为研究郑振铎,了解有关情况,也去访问过她老人家。特别是2001年6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同志为了请雷老给《王任叔先生纪念集》写序,曾和我一起两次去雷老家,并合影留念。在与雷老交谈时,我深深感到雷老对郑先生的缅怀之情,讲的很多故事非常生动,因此曾几次建议她老人家写一篇回忆郑先生的文章。我曾对她说,如今郑先生的老朋友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位了。雷老听了颇为动容,马上表示应该写。但她毕竟年事已高,工作又太忙,好像最后没有写出来。因此,现在只好由我用笨拙的笔来写一篇少为人知的郑、雷两先生深情厚谊的文章。

  郑振铎先生是雷老和雷老丈夫严景耀先生最敬重的老朋友。早在1931年,雷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了郑先生。因为郑先生当时也应其老友、燕大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之邀,在燕大任教。当时雷老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六岁。郑先生虽然只比雷老大七岁,但已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了。郑先生在北平工作不到四年,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绩。例如,他的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在那几年完成并出版的。他还创作了有名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还与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合编了著名的《北平笺谱》。他的精力非常旺盛,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还编了很多刊物,如在燕大参与创办了《文学年报》,任顾问,甚至还亲自撰稿和审读稿件。特别令雷老钦佩的是,正当全国左翼文艺运动因缺少公开的发表阵地而令人忧虑之时,1933年早春郑先生回了一次上海,就与鲁迅、茅盾、胡愈之、邹韬奋等先生一起,创办了一份大型刊物《文学》月刊,他领衔任主编;同时在北平,他又与章靳以先生等创办了一本更厚的《文学季刊》,又领衔任主编。此外他又在上海、北平分别参与创刊了《太白》《水星》等文学刊物,并任编委。就这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中,郑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雷老对我说:“在当时我的眼里,郑先生是令我仰视的文坛领袖人物,简直有点崇敬。当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时,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里的我们这些中国教职员工们,曾自发组织了一个抗日会,主席就是郑先生。他是我们的头。”

  使雷老与郑先生关系密切起来的,是1934年夏天的一次平绥铁路沿线的集体旅行,实际上那是一场综合性的社会、文化考察活动。所谓平绥线,就是今天的京包线。当时包头属绥远省(旧省名)。该铁路从1905年雷老诞生的那年起开始修建,到1922年逐段建成,其中从北京到张家口一段还是中国人最早自己修成的一条铁路。当时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沈昌先生,是燕京大学教师冰心、吴文藻夫妇以前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同学。沈昌尊重文化人,愿意提供专车,请冰心夫妇邀约几位同事、朋友在暑假中沿线旅游,同时为他们写一点游记、报道及英文导游手册等,做宣传、介绍,以冀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旅客来乘坐该线。冰心夫妇就邀请了郑先生、雷老、顾颉刚、陈其田,后来还有容庚等,共八九人,做了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当时还开过会,对考察活动做了分工:郑振铎负责调查沿线的古迹、故闻,顾颉刚调查民族历史,陈其田调查经济情况,吴文藻调查蒙古毡房,雷洁琼调查宗教状况等。冰心身体较弱,但文笔佳,便安排她写途中随笔。另外还有几位朋友负责拍照、写英文导游词等等。实际上,郑先生除了特别注意沿线的文物古迹等以外,还一路上以生动的文笔给夫人高君箴写了很多长信,生动地记录了整个旅程。郑振铎与夫人伉俪情深,当时抓紧空隙时间埋头写家书的情景,给雷洁琼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信后来郑先生集成《西行书简》出版了,书中还附印了和雷老等人一起拍的许多照片。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后来也发表了。他们两位大作家的生花妙笔记录了这次旅游,成了三十年代一件佳话。冰心后来在回忆郑振铎的文章中说:“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那是的的确确的。因为郑先生特别热情,风趣,妙语连珠,尤其喜欢和大家开玩笑,而且满肚皮学问,包括铁路知识。因为郑先生早年正是从铁路学院毕业的,这一路上就有好几个站的站长还是他的同学呢。从那以后,郑先生在雷老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很亲近的大哥了。

  郑先生在燕京大学因为倾向进步,又是进步教师的头儿,于是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排挤。他一气之下,1935年春又回上海了,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雷老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抗议游行的女教师。郑先生在上海声援了雷老他们。1937年雷老到上海,又与郑先生相见。“七七事变”后,雷老在上海群众大会上做了演说,随后离开上海到江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一直到1941年回上海,在东吴大学等校任教,又常与郑先生见面。当时上海已经是所谓“孤岛”后期,郑先生是“孤岛”上进步文化界的旗手之一。雷老经常参加文化界上层人士的秘密聚餐会,听到郑先生的慷慨陈词和理智分析。郑振铎曾与胡愈之、王任叔、许广平、周建人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整理编辑出版了皇皇巨著《鲁迅全集》,非常了不起!他还与胡愈之、王任叔、严景耀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并亲自上课。该校被时人称为“上海的抗大”,专门培养抗日救国人才。1939年1月,郑振铎与严景耀两人合写过一篇《我们最勇敢的民族战士》,深情追悼被敌伪残忍杀害的抗日英雄瞿犊、王进烈士。而王进就是他们讲习所的学生。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严景耀等人与讲习所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式的感情和友谊。如1941年2月2日,方行、王辛南两位男女同学喜结连理,郑振铎与严景耀都出席了婚礼,郑先生还是证婚人。但是,作为老师的严景耀却是“晚婚”的模范了,雷老与严先生是在这年7月5日举行婚礼的,郑先生和学生们都赶来道贺。

作者:陈福康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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